人类长久以来，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扮演重要角色，人类不断与动物产生互动并建立各式各样的关系。由于全球人口不断增长，结果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类与各种动物(野生动物、食用动物、同伴(宠物)动物、展演动物、实验动物）紧密接触。人与动物及其生态环境的密切接触，使得病毒或病原体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提供了更多机会，亦增加病毒突变的机率，让原本不会传染给人类的病毒，未来可能具备有传人类的能力。

若从生物多样性消失来看，Edward O. Wilson在《生物圈的未来》一书中提出河马效应（The HIPPO dilemma），河马效应一词是取危害生物多样性因子的字首为Hippo而来，其因子包含：栖息地破坏（Habitat destruction）、入侵外来种（Invasive species）、人口数增加（Population growth）、污染（Pollution）、环境资源过度利用（Over-exploitation）。

除了上述五项因子，近年科学家也将气候变迁（climate change）列入造成生物多样性流失的因子之一。除了燃烧化石燃料（煤、石油、天然气）以外，人类对森林进行砍伐进行集约化耕作，乃至于或焚烧行为，都直接和间接加剧了气候变迁冲击。

由此可知，危害生物多样性，同时也会危害了动植物，进而增加了新兴人畜共通传染病传播的机会而危害人体健康。更因为人类国际旅行与企业商务、相关动物产品贸易的增加，使得疾病可以迅速跨越国界和遍布全球。

因此，保护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完整性，将动物(无论是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)的健康照顾好，人类健康也会跟着好，这即是根基于曼哈顿原则所倡议的健康一体(One Health)的实践思维。人们应该以更整体的做法，来预防被忽视的及地方性的人畜共通传染病、最近新兴或再现的传染疾病，共同谋求人类、家畜动物以及保育生物多样性的福祉，而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。

将健康一体的防疫思维应用于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所得到的启示为何?

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的正式名称为「COVID-19」，CO代表冠状，VI代表病毒，D代表疾病。该病毒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人类冠状病毒。冠状病毒(CoV)为一群有外套膜之RNA病毒，外表为圆形，在电子显微镜下可看到类似皇冠的突起因此得名。

防疫不再区分人类疾病与动物疾病，并且要与公共卫生(含环境健康)相结合，防止未来疫情扩散的风险。强调人类防疫（卫福部疾管署）、动物检疫与生物多样性保育（农委会）、环境污染防制(环保署)等跨部会整合，中央与地方资源进行整合，借由检测诊断工具，进行早期检测与隔离防堵，后续透过施打疫苗，提升群体免疫效益，阻绝传染途径，减缓疫情爆发。

(1)疫情爆发之前-疫前整备：保持危机意识，积极进行早期检测与隔离防堵。要求医院进行检测和通报病例，隔离感染者与相关人员，防止社区传播。提早设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，跨部会合作快速推出一系列防止流行病扩散的政策。

(2)疫情爆发初期-疫时应变：迅速果断实施限制入境，并且禁止游轮停靠、边境管理与隔离。善用科技侦测并追踪病例，例如：机场安装的红外线温度传感器、入境检疫电子系统、扫描QR Code即可填写健康申报资料、从重疫区回台必须14天居家检疫乃至于居家隔离。防疫物资统一管理口罩配额与价格，推动口罩实名制、酒精与勤洗手。与时间赛跑生产对抗新兴冠状病毒的快筛、抗病毒药物、疫苗。

(3)疫情发展期间-疫时应变：以多元媒体管道与手机APP(疾管家)，提供民众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、正确洗手的重要性以及何时该戴口罩，在足够医学知识的情况下，才会减少恐慌、减少歧视。全民支持与配合防疫措施，量测所有出入人员的体温、防止发烧的人进入、有效洗手，以免病毒入侵。

(4)平时防疫意识与疫后复原：台湾基于2002至2003年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（SARS）防疫经验中学习而来，进而修改了传染病防治法及相关法令。全民拥有健康保险的保障，这对于抵制疫情扩散也同样重要。由于全民危机意识与防疫知识提升，借由减少扩散的措施，减少社区感染与蔓延发生的机会、降低生命与经济损失，渐进推动民众日常生活、各产业复原与重建工作。